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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汉字有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汉字的缔造、使用、演变、生长与联合造就了中华文化无比的辉煌辉煌光耀。

汉字因书法而有无限生动的形式之美，书法因汉字而有无比富厚的内在之美。汉字与书法互为内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书法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书法是时代人文精神表达的一种手刺。

书法并不只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审美。看线条的美、点画之间的美、空缺的美，进入纯粹审美的陶醉，书法的艺术性才显现出来。书法是养心、养性的文化，是修出来的，也是养出来的。汉字在世，中华文化在世，历史才在世，民族才在世，中国书法才在世。

星巴克出售的不仅仅是咖啡，更是对咖啡文化的体验；我们喝龙井，不是单纯为相识渴，而是对中华茶文化的认知。书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如基因改变则预示着民族文化性质要改变。书法不仅仅具有审美功效，它还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传承方式。

千年以来，它的书写方式与审美追求孕育着我们民族奇特的文化内质，因此，书法家的艺术实践与探索，不仅仅是创作作品自己，更是对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的传承。一句话，书法是对民族人文的传承。

作为艺术的书法是“写”而不是制作，不是工艺，而是“写心”“写情感”“写自我”，此写必须有根，必须天天与昔人对话，要“亲昔人”，又必须时时掌握时代的脉搏。只有将传统文脉、时代感受、个性缔造三者联合起来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所以当今书法创作要走大道，走正道。不要以为摘上一朵野花，就可以替代整个百花园的名贵与辉煌。

我不排挤你是花，但仅是一种野花。你若硬要通过媒体的包装来推销你的花种而使它时尚起来、盛行起来，那你就对不起这个时代。“时风”只是找形式，打破原有的结字，以时俗、新俗反旧俗，这不是偏向，是没有出路。

成为“熟、俗、腐”，时风是新腐，熟透生腐。林散之 杜牧绝句《江南春》 95×34cm 书家与书匠最基础的区别就是书家有思想、有个性、有气势派头。严格地说，真正的书法家肯定是一位艺术思想家。

思维浅薄，见识低劣，只懂技巧，卖弄“小机关”，仅书匠而已。书家应执着地追求自己的艺术个性，“面面俱到”的“求全意识”，一定导致“一无是处”。正如有岑岭必有深谷，与人类现有博大的知识搜集总和相比，任何伟大的天才与之相比都市逊色。

书家要有大家子气，经由“极限训练”后，敢于大失，才气大得。要沉得住气，耐得寥寂，甘于淡泊，不必急于好名，不必早求脱化。

书家需要有一份忠于生活的人文眷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贴近大地的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滋补品。在生活中，我们要时刻反省自己的心路历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曾国藩《九经》第二条说：“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事，按特色定位。”蔡元培说：“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昔人难。

”林散之说：“不与今人争权位，要与昔人争崎岖。”乔羽说：“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

”吴冠中说：“艺术家要一半游荡，一半孤苦。”阎肃说：“人一辈子要定一个目的，要穷尽智慧去实现它。”王铁成说：“要爱心中的艺术，不爱艺术中的自己。”苏叔阳说：“一个艺术家要用他的整个生命去拥抱艺术，而不是让艺术成为粉饰自己的招牌。

”昔人申饬要“由熟返生”，去的是习气，生的是生机。如盛行歌曲，作为美声、民歌外的一种气势派头，可以生长。中央电视台热播“音画时尚”，现在老民歌时尚化了，青年人容易接受，我们40年月出生的人就不容易接受，像循环乐队改编民歌，田震改编唱《草原之歌》……但民歌改编不能强化时尚效果而削弱它的内质。

腾格尔说：“改编民歌旋律不能乱改，因为民歌颂红了好几代，自有它的魅力所在。”他们认为“歌词与旋律都不动”。民歌如书法一样，最具有民族性，有燃烧感，也有制约性，它是经典的。

当今中华民族的新生代们穿超短裙、吊带衫，时代使然，不行怕，但民歌、书法，根在民族性，民族的灵魂、旋律，这是无法改变的。“笔墨当随时代”，个性化的创作看法和对书法传统多样化的选择决议了一个时代应当有也一定会盛行新的书风，否则就没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时代的印记。

新世纪的社会意理是憧憬新奇，张扬个性，当今书坛是写意、写心、写个性、写我神的时代。“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风神节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审美尺标将强化。

书法家不会满足传统意义上的和谐与理性，开掘中华民族深层的本能之质，追求更多的开拓、强烈、抒情，更多的意趣韵味，碑帖联合，气势派头各异。大一统于艺术创作并欠好，百花齐放的原则是切忌用同一标尺去裁剪。我们的都会高楼大厦太多了，纪念碑太少了；我们的生活富足了、清闲了，忧患意识却太少了！我们在文化运动的热热闹闹中是否思考我们自身的真实存在？思考我们的精神需求、生活状态与艺术情愫的表达方式？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今天我们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去厘清当下书坛的种种现象本源后，我们会以新觉醒的英雄主义去引领书坛。在当下艺术家圈内，不少人守得住热闹，守得住喧嚣，却守不住孤苦；守得住浪名，守得住虚利，却守不住操守。艺术人生没有彩排，天天都在上演。境界有多高，艺术就能走多远。

生活的真正智慧是重生活质量。我们不是不懂世故，而是不以世故搪塞清醒的自我——独孤求败。书家要有大智慧来统摄艺术精神生活。因此，求真、向善、寻美始终是书家追求的偏向。

“护生本原是护心”，在政界不染官气，在名利场不逐名利，对艺术始终保持一分敬畏与真诚，属难能难得。石涛 《江干探友图》 纸本设色 134.5x54cm 邓拓旧藏石涛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始起点，他明悟了艺术，降生了新的时代“感受”。他这一宏观的认识其实涵盖了西方所推崇的现代艺术之父塞尚所见，并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等西方美学立论之先河。

石涛的艺术看法与缔造早于塞尚二百年，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而今世画家潘天寿、李可染的作品都具有中国以致国际的现代性高度。

好好研究这些大师的经典艺术，这些真正时代意义上的文化缔造，我们就会立定脚跟，任尔工具南冬风，清醒而理智地直面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现象与艺术怪胎。林风眠气势派头之鲜明如大树参天，令人仰望，而其树根却盘踞于中华大地上。林风眠毕生都在“艺术嫁接”中探索，做出了良好的孝敬。他的乐成不仅源于对西方现代、中国古代及民间艺术的修养与恋爱，更因他远离名利，在逆境中不停潜心钻研，深入思考，融通工具文化，独辟蹊径。

有人说“当今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我们只能随着感受走，随着时尚走”。这就是消费时代突显了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

文艺创作泛起了低俗化倾向，造成了主流文化的曲高和寡与公共消费文化受众的急剧膨胀。从经典著作读者的流失到“超女”粉丝的庞大阵营，文艺越发通俗化、滑稽化、浅薄化与漫画化。潘光旦先生主张“中和位育”，在万变中守稳定，有定力，不随波，念书读己，融通自然、社会、人文。不满足于一般学业的“底线”，而追寻精神的高度，追寻各种艺术的综合融通与升华。

在一个艺术家人文素养与艺术价值的求索里努力去赢得人性的辉煌。任何新的艺术作品要经得起冷漠与攻击，也不要急于让时人明白。书画家的文化心理要有坚韧的蒙受能力。美国超现实主义大师怀斯说他寥寂的心态，始终没人明白，他说他是仅用了具象的画法到达了抽象的思维。

在当今科学与人文并重相隔的时代里，文化语境、气氛、思维与看法能否有利于缔造与历史传承的“艺术经典”，其关键是时代精神的提纯与铸造。这就要求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感悟性、实践性和审美感受中的智商与情商的同步发挥，到达传统意义上的艺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艺以载道”的历史责任感外，还须完善思维、陶冶情操，驻足哲学高度，拓展艺术审美的想象空间，增强非智力因素。

一位书家对作品的掌握能力如人对社会的运筹能力一样，乐成要素主要取决于情商而不是智商，如此，才气保证书法艺术的创作到达从技到艺、从艺入道的层面递嬗。如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者，书之首务也。”安德鲁·怀斯作品仰望星空，我们发现视野变得浅近，思维过于线化。

季羡林、任继愈等老一辈文化人留下的照耀未来的文化光线才震撼我们的心。好些年来，我们书坛的不少朋侪在追随时兴与浅薄，注重形式与谰言。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轻慢，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缺一不行，应该和我们不离不弃。大数据时代，当人类的影象都进入一个如百科全书的大脑，人们在担忧：数字影象正在悄然改变与抽离历史……从真实到虚拟，从虚拟到虚无，这是网络时代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面。

这就突显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灵魂”在那里安置？如何守护？谁也不愿再回忆那“文革”浩劫的噩梦，几多民族文化在一夜之间付之灰烬。谁也不能拒绝21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反省的社会责任。

只有这种文化自觉，才气推进今天的中国真正走向现代！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中国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一个感性欲望泛滥，很是世俗的社会现象。时尚的鼓噪、精神的平庸已反映在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与文化生活的粗鄙上。诉诸感官的公共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渐入逆境……面临一个浮躁不安的时代，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和审美的纯化。

时代需要文化人，需要艺术家——他们不能急功近利，而要耐得住寥寂，思考社会文化与审美的深层课题。他们应是思考现代艺术基本精神的智者，他们需要智商，更需要情商！环视书坛，以致整个社会，我们在革新开放胜利果实的滋养下，正是缺少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也缺少自我的文化掩护、掌握与升华。因为，文化既是一种深刻生活的体现，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

原文刊于《艺术市场》2020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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